1-001 中法文化年 王中先生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展时,在巴黎杜依勒斯公园安装作品的现场照片。

　　王中简介

　　1963年1月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城市设计学院副院长、北京央美城市公共艺术院院长、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首都规划建设专家咨询组织专家、国际动态艺术组织艺术委员。曾荣获中国环境艺术杰出贡献奖、新中国城市雕塑60年建设成就奖等国家级艺术奖项， 参加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巴黎中国当代雕塑艺术展，美国中国当代雕塑与装置展等国内外重要展览。出版专著《公共艺术概论》，编著《奥运文化与公共艺术》,并发表艺术专业论文数十篇。

　　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科带头人，王中教授十余年来致力于国内外公共艺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为公共艺术法案能够在中国推行并将其落实献策献力。200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创办公共艺术教学工作室，2005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创办公共艺术系。2007年主持建设部“中外城市公共艺术投资政策对比研究”课题，2008年参与第二十九届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策划工作，作品《御风》永久安放在国家奥林匹克公园，荣获北京2008奥组委颁发“工作荣誉奖”，2009年主持上海世博园区公共艺术设计，应邀与韩国著名雕塑家成熏东合作，为上海世博会韩国馆创作了“金兰之交的树”主题雕塑，作品《景观-平衡》在上海世博园展出。

　　其倡导的公共艺术将“公共”、“大众”与“艺术”的跨界结合成新的的领域，为城市的文化发展带来新的视野。主张的核心阐释为“具有公共性的艺术语言与空间表达”，开创了艺术营造空间、艺术激活空间的新理念，使“公共艺术”逐渐成为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以艺术整体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方式影响城市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形态，强调综合的价值。主持的公共艺术项目注重以多重手段创造城市的新文化，并使这种城市文化的精神场成为城市风格的助推器。

1-002御风 不锈钢 锻铜 风动装置 北京国家奥林匹克公园收藏

1-003御风 局部

1-004景观-平衡 钢板 钢筋 溶灰岩220-310-300 2007 上海世博园江南广场

1-005 《金兰之交的树》(与韩国雕塑家成熏东合作)综合材料 风动装置 2010世博园韩国馆

　　大哥•焦虑•思想者

　　种：王老师，我看到很多人都叫您大哥，这个称呼怎么来的呢 ?

　　王：哈，可能是因为这一拨人(北京央美城市公共艺术院)我最老呗 。

　　其实是我心态一直比较年轻 ，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这个团队，氛围就是愉快、好玩，现在我发现做事情真的就得好玩儿。我们这儿(北京央美城市公共艺术院)没有刻意的作息时间，就是周末大家也都愿意来这儿呆着。

　　现在做事得放松一点，尤其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那么多繁杂的应酬，教学事务也很繁重，如果不能在一个愉快、自己感兴趣的环境下工作，那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效果也不一定好。

　　种：您谈到了教学，你们的公共艺术教学是怎样构成的?

　　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纳入到教学体系，应该说我是最早在国内开创公共艺术的教学工作室 ，和老师们一起推进这项工作，前前后后11年了。最早我对公共艺术概念的认识并不是很深， 但是通过教学、通过研究国内外的公共艺术理论和实践，发现这事儿已经不是一个个人化的事儿了。 这个事儿越来越大， 同时发现责任也越来越大。尤其去国外系统考察公共艺术，再看我们的现状， 就会产生紧迫感。但我也知道这种心态其实不利于艺术研究创作， 因为它是一种焦虑。 但是很难做到不焦虑，一旦扎进去了， 很难有超脱的心态。

　　以前，做作品完全是个人化的，就是在工作室一角， 做一些有关观念、有关技术的工作，个人自娱自乐就行了。 但现在你发现得需要一个团队 ，需要各方面的人才， 因为公共艺术的延展性太大了。

　　包括从中央美院雕塑系到城市设计学院，也是基于我对教育的思考，想更好的实现我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中国的艺术教育有很大的问题。中央美院有深厚的教学传统，但是如果沿用几乎固化的模式，是不能做好公共艺术的，你会发现学生反而越高年级越不会创造了，所以必须开创新的方法。一个艺术家肯定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我跟我的学生说，要想做一个艺术家， 首先要做一个思想家!

　　三维的艺术四维的思索

　　创办公共艺术工作室的时候， 我特别提出知识板块的问题。有时候大家说看上去不知道我在忙些什么，其实每个人的足迹不一定都能清晰地留下，但它一定可以看到的,我希望在教学上要做点实事。

　　我的第一节课，给学生讲的不是专业，讲什么，就是我总结的做艺术得要有三个“品 ”字：“品德”——作好人，要有责任感、 使命感;“品格”——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精神， 决不能随波逐流， 因为整个中国现在太浮躁，就好像全民的价值观扭曲了，干什么都一窝蜂， 没有独立的判断;“品味”——是一个判断标准 。这个中央美院最看重，我们学校里最流行的话：品味不错，这就是最大的肯定，一说品味不行，完了，永世抬不起头来了。

　　我们在思考，城市设计学院还年轻 ，那就要找中央美院的魂，也就是三点，学术氛围 、价值观、使命感 。

　　中国这么多学校， 入学的时候差距有多大? 并不大! 但是为什么好点的学校学生后劲儿足， 差距在于学校给学生的这种价值体现—— 使命感——支撑他往下走， 就好像应该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用就是对社会的犯罪。

　　第二天讲什么，我讲你们在学校只有四年，你可能感觉学不到太多东西，但是我们能给学生能带来什么 ?就是一个判断标准，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的，有个广阔的视野。

　　现代办学，首先得提问题 !第一，思考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教育能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向，一定要培养终身教育的理念，而学生要善于开拓整合自己的思想，甚至运用人类最先进的社会经济科技成果来发展，要做时代的开拓者。你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这是我们看重的。

　　我们要强调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本来我们是搞三维的，空间，雕塑。以前所有的课程板块都围绕着三维，而事实，我们要求四个维度：

　　第一维：独立思考、分析、推导的能力和文字的组织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问题。以前美术学院不太看重这个，认为就是画画好造型好就可以了，但公共艺术不能这样 。

　　第二维：二维设计的能力。要与人沟通就要做好提案文件，考虑传达的视觉效果等，才能产生沟通，传达理念与效果。

　　第三维：这是本专业的核心，强调三维空间的延展。

　　第四维：更强调的是文化性的思考。公共艺术不像园林景观，公共艺术要求的文化思考：不只是美化，要给城市带来文化的理想，对城市新文化要有孵化作用。

　　垫脚石

　　种：谈谈您对公共艺术的看法，怎么理解中国的公共艺术?

　　王：公共艺术，她可以成为一个国家、城市的代言人，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体现居民的文化诉求，体现这个城市的气质和性格，让城市赢得尊重、赞叹或者惊讶。这应该是被作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来做的事情，城市公共艺术的建设，是一种精神投射下的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城市公共空间艺术品的简单建设。最终的目的也并不是那些物质形态，而是为了满足城市人群的行为需求，给人们心目中留存的城市文化意象。它是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路径与场景，通过物化的精神场和一种动态的精神意象引导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城市和生活。

　　公共艺术在营造新的城市公共空间与环境景观的同时，也用多重手段创造着城市的新文化，让人文精神包围我们的生活，这种城市文化的精神场甚至可以成为城市风格的助推器。

　　从文化上看，她是当代的文化现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发展水准和精神追求。“公共艺术”是当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一种当代文化现象的公共艺术代表了艺术与城市、艺术与大众、艺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取向。

　　大家都在谈公共艺术，但事实上，公共艺术到底指向什么，真正职能是什么?这需要有理论的研究，现在国内的理解偏差还是很大，我们理论是缺失的，这是一片极大的空白，所以需要理论研究，以及一系列基础的理论普及书籍。

　　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小小的奠基石，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有个DVD牌子叫万燕，它把其他牌子都带起来，自己却死掉了。我就是觉得这条路必须要有人走， 要有人做垫脚石。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史无前例， 事实上公共艺术一定要有10-15年的准备期，我们估计得用25 年,最好的时期一定是在15年以后。比如中国的房价问题，我就不赞同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 因为套用的理论全都是西方现成的理论体系，而中国这个时代是任何已有理论都不能解释的，因为他没有可比性。

　　对于公共艺术，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 这有历史原因 ，可以理解。82年全国城雕规划小组成立，当时的艺术家们主要是看体现前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公共空间艺术，强调纪念性、英雄主义的雕塑;改革开放以后，百废待兴，“城市雕塑”这个名称被传承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只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最早北京首规委宣主任就提出过园林和雕塑的关系。而我们从业者滞后了，当时因为专业人员只搞雕塑， 在理论体系中对城市空间、尺度、建筑和园林的关系这部分是缺失的，没有理论做为支撑。雕塑只是植入空间，仅可称为艺术装点空间。古希腊的建筑、壁画、手工艺、园林、雕塑都是一体的，雅典卫城的主要规划师竟然是一个雕塑家菲狄亚斯，很多好的希腊雕塑都是建筑上的附着体。而我们国家把雕塑和建筑、园林都剥离开了，雕塑与周围的空间没有关系，这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我们发现这一定由于城市及文化不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所以我们提出——艺术营造空间，甚至有时候把城市公共艺术的规划本身当作一个整体的造型去做。再进一步，艺术要激活空间，公共艺术会带给城市文化生长的可能性。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推算，对公共艺术的经费投入可得到十二倍的连带经济效益。

　　美国人提出“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是一种文化福利，注重对民众的艺术普及教育和熏陶，这一点不得了。比如，我有一次去意大利罗马，导游是位女士，她每天换一身衣服，从耳环、项链到包，整体的换，而且换的很协调，甚至比我们服装设计师搭配的都好，这点就看出欧洲的艺术普及教育，使她从小受到了艺术的熏陶。在欧洲有“博物馆文化”，周末家长带孩子去的是博物馆，不是游乐场。而我们中国的美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是缺失的，可能一位中科院院士的审美水平只是幼儿园的审美水平。所以，公共艺术的普及工作是要有一批人去做，建立教学和研究体系，但这其实很难，我在雕塑系建立公共艺术工作室，这里面有我对公共艺术教育的思考。

　　早期我对公共艺术作为一个专业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太大了。公共艺术绝不是一个固化或物化的构筑物，仅仅是一个“品”的装点概念，它甚至是事件、展演、互动等可以诱发新文化发展的一个催化剂。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对公共艺术的定义乃是：“现在，在许多现代化城市中，艺术家与建筑师、工程师、与景观设计师共同合作，以创造视觉化空间来丰富公共场所。这些共同合作的专案包括——人行步道、脚踏车车道、街道和涵洞等公共工程。所有这些公共艺术表现方式，使得一个城市愈发有趣与更适合居住、工作、及参访。”

　　日本著名的艺术策划人南条史生先生说：“无论从建筑、都市规划、或是艺术的角度来看，时代正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公共艺术”。

　　一代又一代

　　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引擎，甚至可以说是个经济大国了， 但是我们在文化上准备好了么， 我们的国民、文化都准备好迎接这种挑战了么?

　　中国城市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发展进程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的机会，大量去实践的机遇，如果把握不好，也容易成为历史的罪人。但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能努力给全世界城市公共艺术带来一种新的文化主张呢?!欧洲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空间营造机会很饱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用短期的、动态的活动来做公共艺术了。再看我们国内，满眼看到的是装修豪华的银行大楼，五星级的酒店、大大的洗浴中心，并且门口是欧式的罗马柱，根本谈不上城市文脉的寻找、城市性格的确立，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你能做什么，就做一点踏踏实实的事儿吧,梳理理论，尽量培养出比我们优秀的人才，让他们冲上去吧!

　　比如建设部这个有关公共艺术法案的课题，我和我的团队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和财力，当然一是有兴趣，这是肯定的，但另外我认为这事儿总得有人去做，要解决这问题，不是一两个雕塑家做好局部就行的，若不从法律法规、整个机制上把它捋顺了，转眼间，20年又过去了，这一代人过去了，那我们的城市就更可怕了，我们的后代会怎么评价我们?

　　小就是大——郑州东风渠“1904公园”

　　种：谈谈您的公共艺术项目，郑州东风渠案例

　　王：2008年，郑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王文超先生着力提升城市文化，希望打造郑州“雕塑之都”，请了很多专家开会，会场很大，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下面坐的都是各个局的局长副局长，开发区主任。干什么? 在2年内要建造上百件大型城市雕塑。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文化古城嘛，要打造一下。会后经过思考，斟酌，我提出来我的看法跟市政府探讨——关于“雕塑之都”名称的问题。我说罗马作为雕塑之都，是因为她有上千年积累，留下了这么一笔城市财富。但郑州这样叫，似乎有些站不住，我们宁可叫“艺术之都”——这可以是个好的愿望;另外这种做法需要讨论，立上百个大型单体雕塑就像在城市里种大萝卜，它能给大众带来什么?公共艺术要考虑大众诉求，除了单体的雕塑，还能给城市带来什么。于是我和我的团队去现场考察，特别有意思的是东风渠那儿保留了一段旧的废弃铁轨，当时那个空间是没有停留性的一个路过性空间。那么郑州又是一个因铁路而建的城市，1904年第一辆蒸汽机车来到郑州，“火车”是这个城市的一个重要文化历史元素。 于是我们就围绕着火车、火车站做文章。但如果仅仅做一些公共艺术的东西还是不够，我们在思考公共艺术能给这个城市带来新的文化可能性。最后我们是这样做的：河道有一个水闸、一些水泥柱、小型广场，那么我们美化改造这个环境，让整个场景呈现出当年郑县驿站的景象，恢复当年的人、事、景，做了一些等大的人像，有等车的人，赶车的人，甚至还有当年的外国人，中间这段做了一个等大的火车头，小孩儿可以爬上去玩，站台、周边坐椅，都是用火车的元素和符号来做的。在60米长的一段铁轨上，做了一对写实的情侣，拉着手、走在铁轨上，30米内的枕木都是用铜板做的，上面刻了一些有意思的话，起点是一个箭头，人走到头不掉下来，摸到那对情侣，爱情就怎样怎样……有故事，这样就有了参与性。另外做了几段水泥墙，有原来废弃的火车零件，管状部件穿过去，小孩可以通话玩。原本希望有一个可以摆渡的轧道车，因安全考虑，就做成了一种固定形式。当这个案子提交时，郑州的领导非常喜欢，没有想到公共艺术可以用这么丰富的手段，营造得这么有趣。建成之后，发现老百姓也很喜欢，很多人去玩，还有学生情侣。哈哈 ，效果不错，这个地方起码能留住人了，那我们更希望再过几年，会更有意思，因为公共艺术有了它的文化生长性。

　　大就是小——国家项目

　　种：结合奥运工程谈谈怎样介入国家艺术工程?

　　王：我们讲，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 。科技上还可以，登月计划都有了;绿色奥运，把很多煤矿都关了;人文奥运呢，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比如现在的世博会中国馆一层的各省市展厅，那是人文?我作为中国人一看各个省市做的，真是汗颜。曾经有一位美国人跟我讲，他特别推崇中国人，他说我们美国人思考问题二十年，你们中国人是思考上千年。可这上千年不都是以前的事吗?

　　我看上海世博会，所有参展国家我把它分为四层，做得最好的国家馆它呈现的是国家的精神，没有那么多繁琐的符号、语言。你感觉是国家的精神和文化主张，你不得不尊重它。第二层次的国家懂得怎样去营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视觉的，它是综合的体验，运用各种科技手段给我们讲故事。第三层次的国家用自己国家的符号语言，罗列布置介绍国家特有的文化。第四个层次就是贩卖土特产和旅游,一看就是低附加值的事。

　　人文奥运不是口号，不是弄几个京剧脸谱就人文了，奥运景观营造其实存在很多遗憾。奥运开幕式策划我觉得要打分的话，可以打80，的确是一场视觉盛宴， 张艺谋领导的团队真的很棒。当然一定有遗憾，也有很客观的各种原因。遗憾的是与雅典奥运会开幕式相比，我们并没有给全世界带来新的文化主张。当然我们做得很炫，组织的也很棒。我当时提过一个策划案，奥组委盖上大红印，我们去讨论这个案子，大家都很兴奋。你看，全世界奥运开幕式点火仪式有射箭的、又在水里点火的，我就想我们能不能超越这个思维，因为鸟巢的位置很特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是坐落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而中国北京城王城的城市布局是早在两千年前《周礼考工记》里就规划好的，这是一条建筑艺术的中轴路。这条中轴路如果用历史的宏观视角看，从永定门到天坛到太和殿再到鼓楼钟楼一直到鸟巢,森林公园，这是一个从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所以我设想，2008年8月8号晚上，全世界通过航拍，看到北京奥运的点火仪式，第一把火从永定门点燃，通过冷焰火、激光束传到天坛、前门、正阳门，在空中几经折返，在太和殿上空燃烧，到北筒子河里面燃烧，经过鼓楼、钟楼以激光束点燃鸟巢。相信这样一个点火仪式是空前的——近千年的中轴路，五千年没有断层的这个民族,这是无法复制的。当时策划组同意上报，最终在国际奥组委给毙掉了，因为一个要求：点火最后必须依靠一位退役运动员来完成，当然另外也有安全的考虑，虽然说在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但是后来蔡国强先生智慧的采用焰火大脚印从永定门走向鸟巢，从历史走向未来。

　　从奥运地铁支线,机场线站台工程说，当时有7家竞标，其他的竞争对手从技术角度上讲比中央美院都更详实，但央美是靠“观念”取胜，我们提出，摈弃以往的装修的概念，让艺术空间化，空间艺术化。最后首规委把7个点都给了中央美院，空间的设计有一个整体的理念与基调。另外，奥运的艺术化设施也做了很多，比如书法座椅，同样是中国独有，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刻的内在文化气质。

　　个体生命——集体生存——群体生机

　　种：从你个人的艺术创作发展谈谈， 说说你的个人作品?

　　王：1988年开始我个人的艺术创作，《老北京系列》最早。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从小长在护城河边，记忆里当时城墙都还有，一个小桥，走过去，进城楼。就在现在的车公庄，拆迁以后突然意识到，老北京城作为人类历史、地球表面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明清城)就消失了。你会意识到它的整体性价值是多大!49年解放，如何做北京的城市建设，当时有两派，一派就是梁思成先生代表的，主张完整的保留原北京城面貌，在西边再起新的建筑，做为现代化的城区。当时他做了一个立体的城墙公园规划设计，站在城墙上往里看，红墙黄瓦，往外看，是西郊现代的建设，多漂亮啊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惜，后来城墙还是被拆了。前两年大家争论三大建筑好与不好，一次开会，我发言到，论建筑说，都是好的;这并不重要，因为北京城已经没有城市秩序了，那么建筑放哪儿都无依所寻，因为没办法梳理整个视觉体系了。我从小对北京城的感情很深，一直隐隐的埋藏在记忆里……后来我们家住朝阳门，95年开始拆迁，走到哪儿都是“拆”，现在有人说 “China”不是拆呐么，后来有人延伸了说：“拆哪儿?”

　　王：老北京胡同里的那种和谐那种亲切感突然就消失了。拆迁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老北京人精神的失落。 于是我做了《老北京系列》、《拆迁系列》。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拆迁是不可能恢复的，虽然也有所谓历史街区保护之类的，但事实上是红线划到哪儿，推土机就推到哪儿，保护是孤立的，它没有意义!更有趣的是城市想要美化，它不知道怎么下手，把什刹海染成一码灰色，你知道这一染，所有的历史痕迹就消失了。这样的美化只能说是一种粉饰，我们城市现在太强调“短平快”的做法，我把它叫做“装修情结”，忽视了环境之间的关系，历史的延续。

　　当然早期我更多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状态，做到后来的《生命系列》，也是因为那一年我家出了两件大事儿，父亲去世，女儿出生——有关生与死。另外我在日本呆了50天，天天泡温泉，大家都以为我是享受呢，还真的不是，我是在体验：我发现反而是日本人更多的继承了我们老祖宗“天地人”推崇自然的理念，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我在思考道家的思想，人与天地，与宇宙的关系，后来我做了阴阳符号的作品。人有属于人的特性，经过几千年的变迁，这种属”人”的初始到底发展了多少?我想通过我的作品来提出这个疑问。用青铜和不锈钢两种材质，一种是古老传统的历史感，一种是新的现代的，做成阴阳，是人性与秩序的冲突，是对整个人类的追问。

　　那时候做“生命”的主题，是我关于生命的思考，还是用的阴阳符号语言。

　　再后来做作品，我就希望把个人的精神投射成一种社会群体的普遍行为。一直也很苦恼怎么做，尝试了很多，互动、动态，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没有成功的表达。同时期，我和我的团队进入到了公共空间，但我们也是有选择的进入，用我们的理念去说服对方，让对方接受，同时也策划了很多社会活动。现在我也可以说很欣慰，团队也在不断壮大，做文化策划的，搞景观的，建筑的……我很感谢他们，他们都很单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比如云浩，要搁古代，他肯定是竹林七贤，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但是我就觉得他格格不入就对了!是因为他一直在保留文人最应有的独立精神。我知道他们不会走掉，因为快乐。留下人才的方式无非有三种：事业留人、物质留人、感情留人。我想我这儿是事业和感情，物质是看怎么比较了。人看问题还是得长远，像我们这里的年轻人在这几年，应该是对他们的一生都有很大帮助的。

　　艺术激活空间

　　种：从雕塑到公共艺术创作，你的转型是从什么开始?

　　王：从雕塑创作到公共艺术创作，艺术已经转入了更广阔的空间，艺术的走向是没法判断的，但大趋势可以判断。 以前我们说美术——唯美之术，是服务于皇室，服务于宗教的。现在艺术要服务于老百姓、人民，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么公共艺术显然是一个特别有效的载体。

　　艺术一定会降低飞行高度，走向大众，它的形式一定会随着社会的转变而转变。所以，仅仅在工作室做个人化艺术品，已经不能说服我自己了，我必然要去进行公共艺术的尝试，失败很多，但是肯定要走下去。

　　我的创作分水岭应该是从盐城的公共艺术案例开始。最初地方要求做几个雕塑，我们几个雕塑家与当地政府领导班子对话，看能否做个尝试。一个城市，首先要有一个核心定位，城市精神才能得以体现。比如前些年三亚市，要打造“国际旅游城市”，我们的专家告诉当地，这六个字错了四个，为什么，听着这六个字响当当，没有问题，而这恰恰就是问题。在中国我能找到好几个城市都可以叫做国际旅游城市，大连、青岛，恐怕都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不可替代的定位。三亚，它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城市，尤其在冬季是最好的体验地。要把旅游做好，旅游的深度体验是渡假，留人留钱，怎么留人?留人要留住人的心!为这个城市找寻一个灵魂，“热带度假城市”，看着几个字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推导过程，从宏观中观微观各个视角去挖掘。

　　盐城有98条河道，核心定位可以打造“百河之城”，这是它与其它城市最大的差异性。我们为盐城做了整个水系的景观概念规划。盐城的景观规划设计没有全部实施，这也是中国现状——上一任领导调走了。盐城的景观规划具有开创性，提出将公共艺术整体导入城市的概念，这个模式是独创的。

　　公共艺术可以激活城市空间，它具有生长性，是不可复制的。公共艺术承载历史，引领未来，甚至可以带来不可估量的连带经济效益，所以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支出。根据公共艺术评论家约翰•贝克尔(美国重要公共艺术期刊《公共艺术评论》的编辑)的估计，全美平均每天有五千五百万观众与公共艺术面对面，这个数字大约是画廊、博物馆、剧场观众总数的一千倍。越战纪念碑每天的参观人数超过十万，放置在机场和地铁的艺术品每天则拥有五百万以上的观众。此外，公共艺术得到的媒体关注度是其他艺术形式的十倍。如此庞大的观众数量和媒体关注度使公共艺术不可避免地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

　　种：作为一个北京人，你认为北京的城市精神是什么?

　　王：单谈很难，可以对比谈。今年我去了悉尼和墨尔本。悉尼更像上海，墨尔本更像北京。在上海人们谈的多是经济、生活。北京人特爱谈政治、世界形势。这是北京人独有的。老北京人有点“爷劲儿”，更像是文人的思考方式，有时候甚至带些阿Q精神，首善之都嘛，人也是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北京的包容性这一点是很厉害的。北京更厚重一些，说不好听的是底子太大，太沉重了，很难改变。他们问我对悉尼和墨尔本的印象，我会比较调侃地说：悉尼是一个涂满胭脂的交际花，很漂亮;而墨尔本是大家闺秀，更有内在的美。朋友们说很到位，哈哈。

　　我去城市都是走出来的，很多当地人都没去过的地方我都走到了，我也有一种天生对城市的敏感，就是很快能把握它的脉搏。“文化”这两个字，在拉丁语里，就是聚居，它与“城市”是同一个词，所以很难想象一个城市如果没有文化，会是什么样子。

　　2004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成果得出的核心结论是这样表述的：“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不要小看这句话，它的分量是实实在在的。1999年，由建筑师里查德•罗杰斯领导的英国“城市工作专题组”完成了一份题为《迈向城市的文艺复兴》的研究报告，被称为“城市黄皮书”。在这份报告中，首次将“城市复兴”的历史使命提高到一个等同于文艺复兴的历史高度。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标志着世界性的城市进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被称为一场深刻的“城市革命”。其后的英国城市复兴运动使伦敦重新回到最现代先驱城市的行列。

　　欧洲城市从城市重建、复兴到城市更新与再建，再到1990年代后的“城市复兴”的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强调城市整体设计的核心作用，更注意历史文脉的保存，来使它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理念中去。这些，都为公共艺术整体介入城市空间形态提供了理论支撑。

　　北京也处于这样一个交叉口，沉重的城市文脉和活跃的城市建设构成作用力的两极，使北京既兼顾两端的风貌又拥有两极的矛盾，这种类似的情况也普遍出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公共艺术在这样一个时刻介入城市发展，既有艺术营造城市空间的物理属性，更着眼于激活城市空间的文化功能，同时也起到梳理城市文脉，整合城市精神的作用。

　　国家的精神，城市的精神都不应该是一个口号，是可以发展的。比如芝加哥，精神必须是有主张的，是在发展的。再如1995年，柏林夫妇包裹议会大厦，这是个历史文化事件，代表了这个民族的开放精神。短短的三个星期之内就把德国保守的形象打破了，颠覆了德国整个民众的价值思考，民众开始了另一种思考的可能。

　　种：你觉得如何领导一个团队?

　　王：一直以来，我没觉得我是在领导一个团队，我就是给大家解决后顾之忧。不过我知道一点，我人很善，待人真诚，特别能包容，哪怕别人做了特别对不起我的事，我也总觉得他是有道理的，我还是比较善于看到人特美好一面的。

　　种：谈谈你的艺术或者不艺术的成长历程：

　　王：从小画画，是因为我父亲留了很多画，我特崇拜。我就是每天背着画夹子骑车去少年宫画画，反正就是愉快。邻居一说画马画的特棒，我就特得意!

　　也是鬼使神差，正好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招生，78年春季招生，当时专业有：装潢、雕塑、服装、金属工艺，我父亲说报装潢，将来工作好。然后父亲都给我填好表了，我出门在外面摁在墙上就改成了雕塑。那时候有个罗马尼亚的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那个电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出来的镜头是一位雕塑家，抽着烟，哐哐的拽着泥，特帅!我当时特羡慕，应该说这个电影影响了我的一生。

　　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艺美院雕塑院研究所，那可是好工作!但是还是想考中央美院，觉得那是“中央”美院啊!所以就参加考试，那年全国就招六个学生。考得是两张素描头像，做两个泥头像——“老边头”、“女青年头像”，再加上一个创作。当时我的成绩很不错的，中央工艺、中央美院、浙江美术学院”三个都录取了。20岁吧，83年进的中央美院，学习5年。当时留法的一批老先生给我们教课：曾竹韶老师、王临乙老师，还有钱绍武、董祖诒、曹春生、司徒兆光等先生。写实能力就是那时候打下了基础，基本功中央美院是没挑儿。我们考试前准备的时候，一天做俩头像，素描速写那会儿都是论箱装，那些写实的东西，我现在都做不到那么好。

　　种：您的毕业创作是什么?

　　王：我开始想做人生三部曲，装置加上三个写实人物，结果老师不同意，就应付的做了《海》，后来那作品也放大过，手法还是很不错的，不是简单的写实，一种形体的膨胀感，老先生们都说这个孩子写实能力挺强，局部处理都很到位。要不然我怎么能留校呢，很大原因是毕业创作好啊。讲起来小时候画画做雕塑真的就是高兴，特单纯。小时候画马画的牛，特得意，特开心。都是野路子——临摹小人儿书，画“骑马打仗”“三国演义”，到废品收购站找老头儿淘换小人儿书，小时候特不禁夸。

　　种：小时候邻居有人要你的画么?

　　有啊，那绝对的，要就给!得意!(说着，王中随手拿了支笔，在白纸上画了一匹马，开心的很)